6月CPI今公布或涨2.5% 专家：全年通胀压力不大

孝子享亲而禘之，报气类形体之本也。

因此，程朱理学王道思想的提出也是针对时弊而发的，这些思想虽有调整君民、官民关系进而巩固和服务君王统治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效果，作为思想家能够发现与提出这些问题，应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后世经常提到的，宋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主体意识。

显然，在理学家的政治哲学中延续了自先秦儒家所高扬的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目的在于实现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由此，朱熹以帝王义利理欲之心来判分历史上的王道与霸道，他和二程一样，都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力把持天下。与张载有所不同，二程主张实现三代之治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只有渐进补偏救弊，才能切实消弭社会矛盾。[5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奏救荒事宜状》卷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0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762页。因此，朱熹对民生的重视，本质也是儒家重民、厚民传统的继承，其基本精神和措施首先要顺应民意，视民如伤，做到安而不扰，厚民为本。

因此，在朱熹看来，井田制的古制可能仅仅只停留于理想而不能照搬于现实，但井田制作为三代治理典范的重要特征其衡鉴现实，指陈时弊的精神价值却有其时代价值。[2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8页。图象生成过程又可解析为数的变化，这就是引文从一分为二至衍之斯为万所述相关内容，太极之一按照加一倍法[6]428，即每增加一个爻位便增加一倍卦象的方法，经数变而成六十四，进而衍生出百、千、万。

邵雍借助阴阳、刚柔、四时、四维等范畴解析天地，认为观阴阳、四时能知天，观刚柔、四维能知地。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上文提到，邵雍借助阴阳、刚柔、四时、四维等范畴勾勒和描绘天地万物的生成演化，这些范畴又被邵雍进一步转化为数字化的体用言说。在不滞泥于经验性动静的变易之几的意义上理解天地之心，则邵雍哲学的心、道、太极等本原性概念便被赋予不同于气的新内涵，它们可以在形上维度上获得新的理解，即可以理解为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终极根据，这是邵雍哲学较汉唐哲学的新见③。

尽管如此，天地亦非不可认识。由此，尽管天地之心从宇宙论而来，但已不限于气论论域。

明末清初顾炎武与李颙有过争论，李颙认为，‘体用二字相连并称，不但《六经》之所未有，即《十三经注疏》亦未有也‘体用二字出于佛书卢惠能实始标此二字。邵雍对这些规律的阐述，主要依靠体用。邵雍藏显义用体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本土哲学主流的形体体用论或形质论体用论，也不同于佛教及程朱学派的性体体用论或本体论体用论，而是自成一派。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17]282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不过，邵古言全数用数只具有单纯的声音之学的含义，邵雍言体数用数则是从具体的声音问题之中挖掘出了普遍的哲学意涵[2]，可以指向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如前所述，形体体用论或形质论体用论等经验体用论是佛教入华之前中国传统本土哲学已有的体用论形态，故而，尽管邵雍体用论中的经验形态极其精致，但算不上是他的创见。

故而，顾炎武和李颙的观点各有道理。但就形态而论，佛教体用观的确为汉语哲学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全新思维。

张载说：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邵雍秉承传统体用论对体的理解，即以形质言体，但在用上创发出新的理解。

此处只是借用其因体生用与因用生体的言说方式(参见：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子部50集，沈阳出版社，1998，第1723页)。[4]1240邵雍亦直言心为太极道为太极[4]1214。实际上，体、用或近似话语的确古已有之，《荀子·富国》中有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21]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论道家宗旨时也说过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22]，王弼有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捨无以为体也[9]94之语。这种解释既不同于荀爽以动生进行解释的传统，也不同于王弼以静无进行解释的传统，即不滞于经验层面的某一端，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使天地之心摆脱经验色彩的努力。用起天地先和心在天地前不是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它们强调的是天地未形之前就已有心用，心用作为后天迹体的规定性而存在。近年来，学界对汉语哲学体用论愈益重视，邵雍体用论亦因形态独特渐受关注，成为汉语哲学体用论研究新的焦点①。

先天学的核心概念先天后天源出《周易·乾卦》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5]19，意指大人无论先于天象而谋还是后于天象而动都与天相契，天人之间没有违逆。除了时间意味和易学(易图及易理)形态意味，邵雍使用先天和后天概念还有更深层次用意，即建构新的体用论维度以及运用新的思维方式的努力。

对于佛教入华之前汉语哲学的体用论形态，唐代崔憬的一段论述可作为概括：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8]3345，即体四源自四象之四。

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13]1665，即邵雍所谓先天学指伏羲易学，后天学指文王易学。就此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不同于佛学与理学主流的性体体用论，而自成一派。

含理之心不是单纯的思虑之心，而是上升为天地之心。自太极既分至万物生焉为第一部分，邵雍基于《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5]498成卦顺序，对天地万物的生成演化作出图象学解释。对此，王弼曾解释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9]547-548，即潜藏的不用为用之成行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

其一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

体在天地后和身生天地后不难理解，其意指万物后于天地而生、而成，天地万物皆有一个经验地形成的过程。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是说用先于体而在，是体的依据，体是用的呈现，这是邵雍体用论中因用生体一面，区别于上节所述因体生用一面。

体四用三固有附会之嫌，但亦有所本。然而，从邵雍体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其体用论似不能划归于以上二者之中。

想他每见一物，便成四片了。邵雍藏显义用体论，是从经验义体用论向超越义体用论的转变，可以视为受佛教思辨思维影响而对中国传统本土哲学进行改造与发展的产物。地方而静，为智，为体。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

邵雍的这层意思后来为其子邵伯温点透：世儒昧于《易》本，不见天地之心，见其一阳初复，遂以动为天地之心，乃谓天地以生物为心。邵雍之意不在于阐明主体的存在及其功用，而在于阐明主体的存在及其根据，此用体论以藏显义为核心特征，用与体是潜存与实现的关系。

再而体现在体用相依，如用以体为基……体以用为本[4]1192，无体不能生用，故用以体为基。就此而言，学界以形下视角看待邵雍体用论有其道理。

邵雍亦不乏整体性、哲学性视角的体用言说，不乏具有形上色彩的体用建构，这展现出其体用思想的另一面向。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